上音举行首届中国近现代音乐理论史学术研讨会
发布日期:2017-06-02      浏览 738 次

2017513日上午,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中国近现代音乐文献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紧接着,中国近现代音乐文献研究中心举行了首届中国近现代音乐理论史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徐孟东教授、贾达群教授主持,来自海内外逾六十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中央音乐学院刘康华教授,以《〈山歌社〉为民歌配和声的历史创举》为题,从“特殊的历史背景”“创新的民歌运动”“深远的历史意义”“珍贵的学术遗产”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山歌社”创新的民歌运动主要体现在,它具有群体性、纲领性、学术性、教学性以及推广性的特点,其宗旨是“以集体方式采集及整理本国音乐,介绍及吸收西洋音乐,普及音乐教育,提高音乐水准,而达到建立民族音乐之目的。”“山歌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上海音乐学院陈鸿铎教授的题目为《20世纪以来欧洲复调理论在中国的演变——以陈铭志的复调理论创新为例》。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阐述欧洲复调音乐理论在中国的演变;另一方面以陈铭志先生为例说明中国理论家对西方复调理论所做的贡献。陈鸿铎教授指出,20世纪以来欧洲复调理论在中国的演变经过了“从融汇到创新”的过程,陈铭志作为成长于中国本土的复调理论家,他对欧洲复调理论在中国演进方面所做的创新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其一,他立足于中国音乐土壤,把握欧洲复调精髓,其《复调小曲集》《复调小曲十一首》《小型复调格律曲集》和《序曲与赋格曲集》既充分展示了欧洲复调音乐的格律原则,又灵活多变地让它们渗透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元素”,使古老的欧洲复调形式与朴素的中国民族音调形成了一个“水乳相融”的整体;其二,他融汇各家理论所长,贯通一体推陈出新,其论著《复调音乐写作基础》、《赋格曲写作》、《赋格学新论》和《陈铭志复调论文集》就是很好的例证,特别是《复调音乐写作基础》一书中关于织体和小型复调乐曲的论述,如“性格化织体”“呼应式织体”“衬托式织体”三种织体类型的提出具有独创意义;其三,他重新审视古老学科,使复调思维深入本质,代表性论文《关于复调思维的思维》,就是对复调这一古老学科理论知识系统建设的一个鲜明例证,尤其是“对抗律、置换律和互补律”“三律”的提出,深刻地揭示了欧洲复调音乐的本质特性,并填补了以往任何一本教科书或论著在这方面论述的一个空白,是中国音乐理论家对欧洲复调音乐理论所作的一个重要贡献。

       第三位发言的是上海师范大学(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魏扬教授,他的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新音乐启蒙者的求索——再论黄自艺术歌曲<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和声设计》。他指出,黄自这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是其艺术歌曲中最具有特色的一首,特别是其中的和声配置手法,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他列举了王震亚、黎英海、苏夏、杨通八四位学者对这首艺术歌曲调性及和声手法的四种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他的第五种解释。之后,他又强调这首艺术歌曲中的和弦使用具有明确的功能和声传统,和声进行的深层结构中也隐藏着典型的功能和声序进样式,而和声连接的表层形态却表现出明显的现代印象派音乐特征,使得作品音响具有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特质。

       第四位发言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张惠玲教授,她发言的题目为《功能和声理论的中国之旅》。张教授指出,中国音乐学者原本有直接了解里曼的功能和声理论的机会,那就是通过里曼的中国学生萧友梅。萧友梅从1913年起在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里曼是他的其中一位导师,为他讲授了包括音乐理论、音乐史学及美学在内的七门课程。但也许是萧友梅创建国内一流音乐院校的志向使然,他回国后最先介绍的里曼音乐思想是有关音乐学学科体系构建的(见《乐学研究法》,1920年)。1934年,里曼《音乐美学要素》中的第一部分由缪天瑞翻译为中文发表。随后近半个世纪,里曼的音乐理论基本消失于国内的学术讨论中,而他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理论创见——功能和声理论,则是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实现其在国内的传播。1937-1938年,斯波索宾等四位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合著的《和声学教程》在苏联出版,这本以功能和声为基础的和声教科书受到官方认可并作为基础教材在苏联各音乐院校使用。《和声学教程》在1957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很快获得好评并一直使用至今。实际上,这四位作者此前已经合作出版了这本教程的前身(《实用和声学教程》,1935年),其中就提到了功能和声体系与里曼的渊源。这一细节在后续著作中被删除,中文译本也就相应缺失了这一信息。由苏联学者引入中国的功能和声理论,较早的应是1955年出版的斯克列勃科娃与奥斯克列勃科夫(O.Skrebkova&S. Skrebkov)所著的《实用和声学教程》,其中一个章节提到功能和声的内容;之后1955年底至1956年阿拉波夫(Arapov)在中央音乐学院的系列讲座中也提到此理论;1957年斯波索宾等四人所著的《和声学教程》在中国的出版使得俄罗斯功能和声理论在中国传播开来。斯波索宾这本《和声学教程》50年间出现了多个版本并多次再版,截止2010年初略估计印刷册数至少达到25万册以上。在《和声学教程》出版以前,国内还有多种和声学的著作,如高寿田、缪天瑞、王震亚、陈洪等人的著作。此外还有大量外国著作的翻译,包括普劳特、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该丘斯、兴德米特等众多理论家的和声著作。(关于和声学的著、译作文献资料可参见王安国、王文辑录的索引,《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三期。)但在斯波索宾等四人所著的《和声学教程》出版以后,其他和声教程的使用变得越来越少。在1986年第二次全国和声学报告会(武汉)上,和声研究领域已拓宽,关注点从“和声的民族化风格”转向“和声的现代化风格”,理论研究已从功能和声理论“狭窄的空间”中走了出来,和声手法寻求更加符合现代作曲技术的要求。桑桐所提交的论文《五声纵合性和声结构的探讨》就是典型的代表。值得一提的是,桑桐所著的《和声的理论与应用》与《和声学教程》,成为了与斯波索宾等人所著《和声学教程》同等重要的和声理论成果。

       第五位发言的是湖州师范学院教授、上海音乐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汪洋,他发言的题目为《缪天瑞对该丘斯音乐理论体系在中国传播的贡献及其意义》,他从“缪天瑞的生平简介及其相关音乐理论体系丛书的译介”“选择该丘斯音乐理论体系的缘由”“该丘斯音乐理论丛书译介的特点”“该丘斯音乐理论体系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意义之所在”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他指出,缪天瑞为中国音乐事业竭尽心力,贡献卓著,在音乐教育、音乐理论研究、音乐翻译、音乐刊物和大型音乐词书的编纂等五个领域做出了辉煌的成就。他一生可以总结为“读书、创校、编辑、教务、编译、行政、研究”七个阶段,其译介丛书涉及音乐理论的方方面面。如《乐谱的读法》《对位法概论》《歌曲作法》《作曲法》《乐理初步》,特别是全面译介该丘斯音乐理论(如《音乐的构成》《和声学》《曲调作法》《曲式学》《对位法》《大型曲式学》《应用对位法》上卷·创意曲)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理论建设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正是由于该丘斯音乐理论丛书切合实际、理论体系简单易学、影响较大、普及率较高,而进入其翻译视野。此外,该系列丛书突出的特点表现在,《音乐的构成》一书对音阶、音程、和弦、变化音、曲调节奏等音乐要素作概述所归纳的一套完整的音乐体系;《和声学》一书根据五度相生关系,形成的独特的和声体系;《曲调作法》一书从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布拉姆斯、瓦格纳等西方音乐大师作品中归纳出构成曲调的基本法则;《曲式学》一书提供了各种曲式的经典范例;《对位法》一书将和声与对位同等对待、融为一体,并以巴赫的创意曲和赋格曲的创作实践为基础,等等。最后,他总结,译介丛书为当时国内音乐界提供了比较新的、符合实际需求的国外音乐理论研究成果,为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和高师音乐教育人才的培养起到“培土打基”之意义,这也是该丘斯音乐理论体系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第六位发言的是山东临沂大学俄罗斯音乐研究所所长、上海音乐学院高峰学科“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研究与传播”学科团队讲座教授彭程博士,他发言的题目为《钱仁康对俄文和声理论汉译的一些贡献与影响》。他指出,钱仁康对俄文和声理论的贡献主要通过《人民音乐》(1954年第二期,第39-44页)发表他的一篇文章《推荐<和声学实用教程>》的内容说开去。这篇文章阐述了该教程的优点:简单扼要、突出重点;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注重和声法则,并将规则与禁忌做到恰当好处;转调理论体系完善。这篇文章指出了该教程的缺点,也列举了翻译中不统一或不恰当的术语并给出一些建议。最后,指出该教程的主要贡献与影响,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梳理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经典俄文和声学教程中的优缺点,为教学实践提供借鉴;2、指出该教材早期中文译本的错误与问题、疏漏(后译者张洪岛做了更正并出版修订版);3、几个俄文术语的翻译方案建议在后续俄文文献翻译工作中被广泛认可;4、间接阐述了该教程在欧洲大陆和声学教学法发展历史与和声教材编写历史中的地位。

       第七位发言的是上海音乐学院访问学者、常熟理工学院音乐系副教授丁卫萍。她发言的题目是《民族室内乐的早期探索与实践——陆华柏的二胡、三弦、钢琴三重奏<光明行>与附加钢琴伴奏<光明行>及刘天华<光明行>之比较》。她从介绍陆华柏在探索民族室内乐创作的缘由开始,将其创作的二胡、三弦、钢琴三重奏《光明行》与其他相关版本进行分析比较。就二胡声部的创作比较而言,陆华柏的《光明行》较刘天华的《光明行》,其二胡声部更加注意弓法、指法的特殊安排及音色的特殊效果,进一步发挥了二胡表现力;从钢琴声部比较来看,三重奏的《光明行》与附加钢琴伴奏的《光明行》比较,三重奏的《光明行》的织体变化丰富,特别是作品中三弦乐器的加入,使得其民族风格更加浓厚,也强化了作品的精神风貌。此外,除了对三部作品的创作比较之外,她还梳理了三重奏《光明行》及附加钢琴伴奏《光明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演出情况,并总结了陆华柏在此方面探索的意义。最后,她指出,陆华柏的音乐创作扎根民族,勇于借鉴西洋作曲技法,《二胡、三弦、钢琴三重奏曲集》是其对中国民族音乐素材进行改编的诸多成果之一。该成果对于早期探索与丰富民族器乐曲的表现形式,拓展民族乐器的演奏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这本曲集对于中西乐器结合以及西洋室内乐体裁的民族化方面的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央音乐学院姚恒璐教授因故未能出席会议,他向会议提交了《理论初建,创作积淀——中国大陆1930-1949年音乐理论著述出版掠影》长文。论文结语认为:1.“理论的初建” 必然是为未来的音乐创作、研究来做积淀。今天当我们翻阅这些有限的音乐理论著作时,还会对6090多年前的音乐理论家们的开拓精神肃然起敬。2.从理论借鉴到创新性的实践是“理论初建” 后的国内音乐界的主要理论历程。在无数音乐创作、理论研究和音乐表演的成果背后,中国音乐事业的建立健全正是基于这些理论家们的默默奉献,将中国整体社会的音乐素养迅速提升到从来未有的高度,在数十年潜移默化的传承中,逐步实现了中国音乐事业与西方发达国家在音乐文化上的接轨。3.从理论创新到创作出新是几代音乐家为之奋斗的主线条。作曲家只有在自己的创作中,自觉地运用到从某些中国文化观念中产生的音乐理论,并将其与西方音乐理论相结合,实现有别于西方音乐语境的整体而又独特的“音响化”、“体系化” ,才能在音乐理论与创作的双重实践中实现自立于世界音乐之林的话语权。4. 在时间的推移下,“理论积淀与创作印证”的双重实践成果日益受到国内作曲界、理论界的重视,音乐创作与音乐理论相互促进,才能产生理论认知上的飞跃、产生中国音乐创作中 “非西方语境”下新风格的成功作品。这其中当然还是要知己知彼,在充分理解西方音乐理论基础上,引导开发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审美视野下的、独具魅力的中国自身音乐理论,在音乐理论创作的反复磨合实践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进程。

       会议发起人、上海音乐学院科研处处长、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秘书长钱仁平教授提交的题目是《中国新音乐:以上海音专为中心的第二个高峰及其历史背景与理论支撑》。他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精彩报告,并简要回顾、介绍了会议的构思与筹备情况,并表示在未来几年,上海音乐学院将继续联合海内外专家学者持续而深入地开展中国近现代音乐理论史专题研究。

撰稿:师占成